科学时报:反思“产官学”体制

发布时间: 2023-09-05

 在黄禹锡事件中,政府处于风暴漩涡的中心。不但黄的整个研究成了国家产业政策的关键环节,受到特殊的关照,黄本人被政府塑造为“民族英雄”,近日更传出黄禹锡丑闻中,总统科学顾问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无怪乎韩国总理李海瓒要专门为此召集紧急长官会议。

   于是,整个事件的重心就从科学家的个人操守,移向科研体制的弊端。

   在整个东亚,“产官学”体制盛行一时,持续到今天。本来,“产”以盈利为目标,“官”以公共行政事务为职责,“学”则以求真为天职。它们本应各司其职,相互服务又相互制衡,方可构成相对平衡的社会生态。

   然而在“产官学”体制下,“相互制衡”被消解得无影无踪,“相互服务”则被发展为“一体化”。“产”“官”不分发展为举世痛恨的官商勾结,“产”“学”不分则使学者成为“资本的婢女”,“学”“官”不分则繁育出学术腐败。

   其实,东亚金融风暴,就已经对“产”“官”不分提出了质疑:“产”“官”不分的最大弊端在于透支政府信用。

   当郎咸平炮轰经济学者,丁学良称国内只有5个经济学家时,“产”“学”不分已受到挑战。“产”“学”不分将学术信用抵押给了资本的欲望。

   今天,黄禹锡事件则揭开了“学”“官”不分的内幕。当政府信用与学术信用组合起来时,无疑有巨大的公信力。于是人们看到韩国“干细胞概念股”一路飙升,韩国国民的“爱国热情”亢奋。但当这一切被暴露为骗局时,对整个社会的杀伤力却无比巨大。不但学术界认定这是“国耻日”,资本市场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整个韩国社会都感到了“压抑”“沮丧”“迷茫”。至于对政府的影响,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手里有篇经济学家写的文章,作者旁征博引,认为促进科研与产业的结合,形成官产学联合,是国家增强竞争力的重要措施。并肯定了政府支持在官产学联合中的决定性作用。文章还以科技产业园为例,归纳了官产学联合的具体模式:起步、初创时依靠大学或科研机构的支撑进行,之后逐渐变成政府、企业、大学或科研机构共同参与体制的管理,最终形成三方参与的管委会体制。

   而实践经验告诉人们,这种三方参与的管委会体制成了不受监管、没有制衡的利益共同体。它们在创造财富(无论是物质财富还是精神财富)方面乏善可陈,远比不上民间自发的“产业集群”;但是在影响政府决策、瓜分转移财富方面却神通广大。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的名言告诉我们,既然“产官学”体制在东亚广泛存在,必有其理由。

   当年后发工业化国家德国,面对先发工业国英美,有过一场政策争论,一方主张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学说,一方以李斯特为代表,力证自由贸易政策会使德国永远成为先发工业国的附庸,力主由政府主导,用行政权力动员各种资源,强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从以后的实践经验看,德国、日本走的是典型的“李斯特路线”(不好意思,笔者杜撰了这个术语),这条路线也确实在短期内给两国带来了繁荣,然而其整体后果是国内政治法西斯化,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

   从李承晚时代开始,韩国官场就充斥着留日军人。于是,李斯特路线的“产官学”体制就不可避免了。

   恩格斯在解读黑格尔上述著名命题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按照黑格尔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

   “产官学”体制弊窦丛生,已经充分暴露其之非现实性,现在应该认真加以反思了。

   当我们反思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时,许多学者回到了李斯特的国家主义。我们一个半世纪的工业化历程,似乎是在斯密路线和李斯特路线之间来回摇摆。我们那些农夫加秀才的前辈,因经验缺乏而不得不在“试错”中推动社会前进,这是可以理解,甚至是值得敬重的。一个半世纪过去了,在我们的精英集团已经“年轻化、科学化”了之后,如果我们还跳不出斯密和李斯特构成的双稳态触发器,我们何以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