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布     发表时间：2009-01-01

      我是在1962年由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治河工程系五年制本科毕业后经过考试选拔录取在张瑞瑾院长名下攻读三年制河流动力学研究生的。为了改变建国后主要依靠苏联大批培养副博士的情况，自1960年起开始由我国国内学者、教授自行培养国内研究生。作为一种教育制度的改革和规定，从1962年开始执行研究生入学要经过公开的、公平的考试选拔。与我同届考取的研究生同窗记得有周魁乙、周克己、魏文秋、张瑜芳、金寿宝等人。全院约二十几位研究生组成一个研究生组，归属院科研处领导，首位组长是戴国瑞。       研究生们经历的是“严进严出”制。学习分为两个阶段：基础、专业理论学习阶段和试验写论文阶段。第一阶段的第一、第二外语学习由外语教研室资深教师开课、统考；数学由数学教研室开设好几个专题：如概率论、稳定性理论、非线性方程、矩阵等供选学；专业理论学习由各人的导师负责，基本上采用自学为主、导师答疑的方式。张院长采用的是让我自阅《河流动力学》和《河床演变》及几本指定必读书，有疑问在一周前写成纸笺交给他，他准备好了约定时间我去他家解惑。第一阶段学习一般都能通过，而在出论文阶段，前两届已经出现几例两、三年还出不了论文而被取消研究生资格的事。虽然被取消资格的研究生会被分配工作，但毕竟不是脸上有光，害怕被取消资格成了研究生们忐忑不安的隐痛。
      入学后不久，张瑞瑾院长与我作了第一次长谈，那是在水院与武汉大学交界的狮子山半坡一幢平房他家的书房内，谈的是学习态度问题。张院长谈到孔夫子有三千弟子，但只有七十二贤人，其中的颜回“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为人、治学要我学颜回。
      在第一阶段学习快要结束，进入论文选题之前，在他家客厅里，张院长与我又有过一次长谈。他提出有两个方面可供我选择：一是研究水流的紊动结构，在认识紊动结构的基础上研究泥沙的运动规律。这一课题要延续若干年，在德国莱比锡博览会上我国已展出了双向脉动仪，该课题可能会受电测技术的牵制。二是研究蜿蜒性河道河床演变规律。蜿蜒性河道在自然界是普遍存在的，对其河道特点的深入了解，将会对防洪、航运、河道整治、给水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研究可以采用室内实验、理论分析及野外实测资料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长谈之后的一周，我回复张院长：我愿意选择后者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他同意了。
      在室内实验准备阶段，他对我的要求很严，要求我准确地掌握四测（水位、流量、流速、流向），熟练地运用各种仪器，加强实际操作能力。时不时地他会来到泥沙室检查和指导我的实践活动。根据泥沙室的条件，他让我在180。弯道模型中进行实验，论文的题目定为《弯道中床沙质的横向运动》。通过我自己的染沙预备实验摸索出泥沙染色配方，在河道直段铺绿沙，弯段铺红沙，按设计的流量组次施测弯道环流结构，并搜集相应的横向泥沙运动，找出水流结构与泥沙运动的规律。其中最艰辛的环节是定量分析由“河床”上获取的沙样。在当年的科技条件下，从土力学教研室借来最精密的万分之一天平，将人眼分辨出来的色沙秤重，再据以画出等值线分布，并辅之以彩色照片佐证。（当年需要科研处特批一卷135彩色胶卷，请院刊室专业摄影师蒋文海来拍摄，再寄到上海唯一一家王开老照相馆冲洗印相后寄回水院。）
      经过一年多的研究，证明了横向泥沙运动有“全江之字”与“半江之字”两种形式。与此同时，荆江河床实验站也曾在下荆江河段选定弯道上做过“流明沙”的野外实测实验，他们采用的不是“数沙子”，而是用X光射线照射的方法来确定泥沙的横向分布量。限于天然采样的困难，实验没取得结论性意见。我将我在泥沙室180。弯道水槽的实验成果写信向张院长汇报时（张院长被时任水利部部长的钱正英点名为制定治理黄河规划的专家组成员而常驻郑州，衣服都得自己洗），用了“不谋而合”的词，他在回信中十分兴奋地纠正我：不是“不谋而合”，而是“谋而合”，意思是他的想法与我的实验结果是一致的。
      1965年11月，我顺利地通过了毕业答辩。答辩会邀请的外单位专家有钱宁、唐日长、张植堂，本院专家有张院长、谢鉴衡、丁君松。与我一起答辩的还有上届研究生王振中、林国威、卢春凤。关于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决议是：“把弯道环流结构与横向泥沙运动联系起来考虑，具有一定特色，并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关于横向泥沙运动有‘全江之字’与‘半江之字’两种形式，在学术上有一定创见。实验部署是周密的，精度是高的，分析也很细致。利用染色沙研究泥沙运动轨迹也将被证明是泥沙实验中的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研究生论文一定程度上是导师思维的表达，对研究生论文的褒贬体现了对导师水平的肯定与否；正是有了张院长的指导，才会有我的论文问世。
      1964年元月，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河流室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河流动力学教研室有过一次对蜿蜒性河道下荆江河段的联合实地勘测。长办方面参加的有唐日长主任、张植堂工程师和几位专业技术人员，水院方面则是以张院长为首，带领二、三年级研究生，十几个人组成为一个团队。这是一次十分令人羡慕的野外查勘，教研室的青年教师王伟复、刘柏松都想参加，但时值期末考试，老师离开不了。张院长说：“研究生么就是研究生，研究生参加，教师就不要参加了。”
      一个有点寒冷的早晨，联合团队在汉口武汉关港准备搭江轮溯流而上。时届“春运”，船票十分紧张，行期又仓促，我们没买到卧舱票。踏上船，就见到甲板上、走廊上全都是人和行李，乱哄哄的，很是尴尬。经长办同志出面与船长商量，腾出了一间二等舱，两张铺位供张院长和唐主任使用，照顾到余下人员，允许我们夜晚睡在船尾的图书室，白天要让出来。因此二等舱实际成为水院成员的公共休憩场所，长办同志谦让地在舱外走廊休憩。后来，船长知道了张院长和唐主任的身份，就请我们白天进入船头驾驶室观看河势，船上工作人员还热情地为我们解释：哪是接岸标？哪是过河标？枯水航线怎么走？洪水航线怎么走？……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啊！为了答谢船上人员对我们的关照，唐主任和大伙授意我执笔起草一封感谢信，到船上的广播站去播读，播读完，我回到张院长的二等舱，他立马反应说：“很好，应该好好谢谢他们。”
      船到沙市，大伙下船，前往荆江河床实验站投宿。第二天，在荆实站陈主任的主持下，张院长给荆实站的同志讲课，讲完课大家参观了荆实站。
      第三天开始，由荆江河床实验站提供观测船和陪同人员带领我们进入下荆江河段实地查勘。是日傍晚，到达石首附近河段，大家离船登上一座山丘的顶部，居高临下地察看九曲十八弯的下荆江。面对大江东流去的雄伟母亲河，张院长意气风发，即兴吟出一首七律诗（在文革中，为说明张院长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将张院长写给我的书信连同这次查勘作的这首诗都交给了造反派，结果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再也追不回这些珍贵的纪念品了），我还记得前面三句是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的，最后一句最豪迈：“于今吾侪说泥沙。”张院长还说，今天我们查勘有船，以后查勘如果再能有一架直升飞机和现代交通工具、通讯工具就更好了。
      顺江而下，这一晚宿在监利县县府大院招待所。当晚，副县长、县水利局长来到招待所拜谒张院长与唐主任。经过几天近距离的相处，以往师生间的隔阂骤然缩小了，我开始考虑要不要把我和同教研室老师陈文彪谈恋爱的事告诉张院长。经过一夜思索，在即将离开监利继续下行的时候，我向张院长坦陈了我的恋情。张院长说：“好嘛！陈文彪是好同志，不过你是研究生，不同于一般女同志，结婚要待到毕业后。”我在1951年抗美援朝中，投笔从戎五年，但我上学早，正五年负两年，我比同届学友年长两、三岁，我一直谨记张院长的教导，恪守信条，直到三十岁毕业后才完婚。
      由监利到城陵矶又到岳阳，准备搭过岳阳的火车北上返回武昌。在岳阳起程后想找个歇脚处，因为路途辗转，没人接应，每人得自背行囊，谁也帮不了谁，张院长也得自己拿他那条出发前师母孙淑贞塞给他的羊毛毯（在船上，它可派了大用场）和换洗衣衫，它们装在一个小皮箱里，张院长把它抱在胸前。走着走着，张院长累了，一屁股坐下来，说不走了，找个地方，他请大家吃牛肉面，今天是他47岁生日。大伙好不高兴，这次查勘，沾张院长的光，在沙市、监利，湖北佳肴吃了不少：粉蒸肉、清蒸鱼、红烧黄鳝、黄焖藕……，一听说有牛肉面吃都来劲了。就近找到一家小饭铺，高高兴兴地吃起了牛肉面，为寿星老祝寿。没有生日蛋糕，也没有生日歌。
      吃罢牛肉寿面，离火车车次还有几小时，大家说去登岳阳楼吧！全体同意。大家步行着去岳阳楼，路上我拿出我大哥于廉（于丹的父亲）给我的信在看，卢春凤从旁看到，叫起来：你哥哥的字好像张院长的字！张院长好奇地瞄了一下我手上的信，谦虚地笑着说：“他写得比我好。”一路上有说有笑，不到半小时就到了岳阳楼，登上二楼，看了湖中的君山以及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赞叹着上下天光、一碧万顷、心旷神怡的美景。张院长以一位水利专家的眼光告诉我们：八百里洞庭已没有八百里了！围垸、淤积使洞庭湖的面积日益缩小了。

      1965年冬，我毕业了，分配在母校水力学教研室任教。蜜月还没过完，1966年2月，系党总支组织委员刘伟南来通知我到湖北咸宁参加四清。我在随阳公社的老虎岩大队，化工厂一待就是半年，等到解散四清工作队返回学校时，学校早已分成了所谓的造反派和保守派两派。我的研究生身份注定成为“修正主义苗子”，属于“靠边站”的人；但由于我的当兵经历且还是个刚毕业的学生，造反派也奈何不了我什么，我成了“逍遥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孕育了两个孩子，完成了女人的重要历程。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梁在潮、段文忠、祝根领和我被抽调到张瑞瑾专案组，梁任组长。三位男将全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后代，他们分工着重于外调，梁（兼）和我着重资料分析。        张院长当时被审查的核心问题是1939年2月在武汉大学任教时有没有参加过国民党？从外调回来的材料看，没有一份能证明他参加了国民党的人证；从档案上，也没有查到确实的材料，但也没有一份能否定他参加过国民党的材料。因此，他的问题就一直悬着，既不能重用又不能打倒。直到有一天，我在整理阅读外调材料时，发现了时任华中工学院的教授赵学田提供的一则细节，却实实在在地证明了张院长当时人不在武汉大学，因此不可能在该时段参加国民党。赵学田提供的细节是：1939年冬季，他与张瑞瑾同搭一条船回巴东老家过年，赵因为没带牙膏，当时在船上向张借用了牙膏。就这么一个细节还了张院长的清白。我向梁在潮汇报了这个情况，梁很高兴，就给军宣队写了报告。事隔不久，我在行政大楼西侧老司机房前的坡道上碰上了张院长，他很疑惑地告诉我，宋（国英）指挥长见到他朝他点头，石（昭廷）副指挥长还和他说要准备出来工作。鉴于专案工作的纪律，我必须回避他的疑惑。但我心里明白，一直悬着的他是否国民党员的事快水落石出了。果然不久，军宣队宣布请他出来抓教学了。        在整个文革期间，他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挨整挨批、戴高帽都是不可免的。但有一次他的遭遇却使我难以忘却。那是清理阶级队伍的高峰期，来自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他弟弟张瑞璠单位的两个红卫兵来到专案组，点名要见张瑞瑾外调。经过军宣队批准，在学生二舍二楼相邻专案组的一间屋子里，让张院长接受外调。天哪！这哪里是外调！比电视剧里国民党审讯还要刁蛮，又是拍桌子又是训斥，一会让人坐一会让人站，一只脚还踏在凳子上。我没见过这样的外调，就请出军宣队来现场直观，碍于“革命小将”的光环，专案组没有开赶他们，在一无所获，乱发一通淫威后，闹剧才结束。        70年3月，传达完“一号命令”，各高校都分散到省内各地去斗批改，水院的农田水利系和治河工程系两系师生分到邻近安徽大别山区的鄂东罗田县去斗批改，驻扎在解散了的空闲出来的原罗田中学校舍。伙房煮饭是向当地收购木柴，到了五月份，烧柴告急，于是发动全体人员去远离驻地27里地的大山深处背柴。为此，我们大部分人买了老乡的竹扁担，拿出自己打背包的绳子作担柴工具，吃罢早饭就往大山出发，将近中午才到达目的地，各自挑拣一些自己承担得起的柴禾就往回赶。这时的张院长已年过半百了，一向身体羸弱的他也随着大部队出发了，因为没有人招呼他，他既无扁担也无绳子，空着手上的山，幸好不知哪位好心眼的人给他挑了一根貌似粗壮实则干枯的朽木，让他扛在肩上下山回营。我敢肯定，此生他没走过54里路，而且是山路！但他还是坚强地完成了任务。        70年下半年，随着葛洲坝水利工程的筹建，张体学省长点名将张院长调到葛洲坝水利工地去了。由于家庭的原因，我在1985年调离我学习、工作了28年的武汉水院，来到广州华南理工大学任教。初期我们还有书信和照片来往，他用颤抖的笔迹还给我回过信，以后受帕金森氏病的折磨也无法提笔了，我也当了外婆，就中断了联系。直到1998年12月，张院长驾鹤西去，我专程前往水院奔丧。一位正直的、爱生如父的长辈，为教育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好人，祝您天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