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先发展水电是中国能源发展的重要方针”。在“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明确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待水电的态度。

　　10月27日至29日，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世界银行、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主办方在发放的文件中称，选择在北京召开这样的会议，“表明了中国当今的水电建设在世界上具有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

　　水电争论的两个战场

　　2003年，以怒江十三级水电开发规划为导火索，一些民间环保组织及专家学者就此向大型水电项目发难，认为水电建设要截断河流，淹没土地，迁移人口，不可避免地会对环境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这批人通常被称为反坝人士，他们的声音一度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温家宝总理批示，怒江水电开发规划要“慎重研究，科学决策”。怒江水电开发一度暂停。

　　反对建坝的不只是中国人。

　　“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提供的背景资料显示：“总体来说，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许多大坝的建设暴露出问题后，世界水电的发展已趋减缓。除了建设成本和运行问题外，对某些江河流域和地区生态系统的破坏，以及对原住民生活的负面影响，已经导致了对水电项目越来越多的限制条件和阻碍。”

　　1997年，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和世界银行的推动下，独立的世界水坝委员会成立。在耗资上千万美元、历时两年的研究之后，世界水坝委员会于2000年发表了长达400页的报告《水坝与发展——一个新的决策框架》（简称ＷＤＣ报告），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水坝对人类发展贡献重大，效益显著；然而，很多情况下，为确保从水坝获取这些利益而付出了不可接受的，而通常是不必要的代价，特别是社会和环境方面的代价。”

　　此后，许多国家出现了反坝、拆坝的高潮。尴尬之中，各国大坝委员会就报告内容发起反击。

　　国际大坝委员会美国大坝协会认为，报告把矛头指向了大坝规划和决策过程的短处，却几乎未提及大坝所带来的效益，以及它应作为未来水资源和能源开发的一种选择。加拿大方面则认为，“这些建议和原则易于在发达国家中实现，但是却难以适应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而且肯定不会适用于过去的项目和那些待建项目。”

　　在激烈的争吵声中，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一度决定不再对大坝建设直接投资。不过，在2002年约翰内斯堡峰会之后，世界银行重新恢复了对大坝建设的投资。

　　2002年，各国元首、国家代表、非政府组织、工商界和其他主要群体的领导人，在南非约翰内斯堡聚集一堂共商可持续发展，经过激烈的争论后达成共识：水电是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方式，为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应增加水电在世界能源中的比例。

　　作为约翰内斯堡峰会的后续，在北京召开的这次水电研讨会上，主办方也表明了同样的立场：“水电在许多国家的能源构成中占据重要地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水电是可靠的、经济的、可持续使用的能源选择之一，发展中国家有20多亿人无法享受现代化的能源服务，水电具有为这部分人提供电力的巨大潜力。水电站建成后，运行成本低、寿命长，特别是在不存在泥沙淤积问题的地方。正因为如此，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那些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现在把重点放在了水电上，在发展战略上也促进投资转向水电。”

　　 《京都议定书》使水电再成热点

　　在“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潘家铮为研讨会撰文指出，“如何千方百计减少燃煤数量，以缓解资源短缺和减少相应的环境污染，实在已是当务之急。在讨论研究水电开发问题时，希望不要忽略掉这个大前提。”

　　会议召开当天，10月27日，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表决通过《京都议定书》。旨在防止全球变暖而要求全球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得到众多国家的响应，俄罗斯的加入意味着这项决议的生效已成定局，它将成为第一个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具有约束效力的国际法律。

　　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在水电研讨会上指出，中国是世界上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由于中国80％的煤矿、石油等能源主要分布在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而60％的能源消费集中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需要经过长距离的输送。同时燃煤的开采和加工产生大量污染物，并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导致严重的大气和水污染。

　　虽然按《京都议定书》规定，中国在2012年之前尚无需承担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义务，但由于中国目前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仅次于美国，且正在急剧增长，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副司长高风向《瞭望新闻周刊》透露，中国正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要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压力。

　　据“绿色和平”组织介绍，全球目标是<